……学者但证得性体分明，而以时保之，即是慎矣。
尽管学者们将孔子的仁学定性为性善论，但笔者以为孔子的仁是就人心而非人性而言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在性的层面，而是在心的层面。因此，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见冯友兰，2001年，第2册，第246页）后来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试图区分中西哲学之异同，认为中国哲学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五部分。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38章），将道与儒家所坚守的传统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不难看出，尽管张岱年所列的修养论和政治论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主干。（牟宗三，第9-10页）因此，西方哲学对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追问从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元问题。前者将哲学分为六个门类，即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
不过，他在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更高的知识，这就是对道的洞察：和曰常，知和曰明。正如牟宗三所说：至希腊第二期的哲学家才开始注重人事方面的问题，……然而，他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讨论的重点也不再是如何向着修身的方向去体悟，而是了解经文所载的古代制度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最后才引向自身的实践。
作为清代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黄宗羲的经学复兴运动直接开启了乾嘉学派。所谓经世，当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入世。黄宗羲则不然，他主张治经要刻意于名物象数，讲究文献的可靠性。为了缓解心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黄宗羲还倡导经学须经世应务。
渐渐地，讲经会友们对经文字句异同的校勘工作甚为讲究，他们非常注意经文及注疏字句间的异同。《王阳明全集》，第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黄宗羲主持的讲经会打破了这种专权，他们不迷信朱子的一元之说，而是罗集各种注疏，并在各种诠释间衡量拣择，选取最为合于经书原意的解释。他曾对绍兴的证人讲会提出批评，认为越中类不悦学，所见不能出于训诂场屋。《国故论衡·原经》，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版。即使真实，也不一定能保持勿失。
因为，经、史才之薮泽也。自此，外不再以内为归宿，而清学中讲考据而抹煞心性的风格已然成形了。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序例)中说宋明说经之书，喜有空理，不遵古训大抵是正确的评估。他的文章谈改过的不多，一再强调的都是以研读六经为作圣根柢。
心证明于史籍，而后中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於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
黄宗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极力想冲破传、注之重围，以便使读经活动得到客观的正解。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
这也正是黄宗羲1668年离开绍兴证人讲会的根由。黄宗羲本人曾几经周折，访读于当时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宁波天一阁，他亦曾因手头拮据而借款购书。在明末清初之际，刻意于文献的准确性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学风了。黄宗羲反对这种只治一经甚或摘章引句的学风，他认为五经是一个整体，因此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读。官方钦定《五经大全》和《四书集注》为一尊，赋予了朱子理学对于经义的专有解释权。虽然阳明心学把为圣之路铺在了人伦日用之间，把为圣之权赋予了普通百姓，但由于失去了评判成圣与否的客观依据，这条简易的成圣之路让人领会于渺茫悠忽之间、无可捉摸。
刘宗周许诺说人人可以成为圣人，成圣的方法很容易，一是改过，二是读书。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
黄宗羲反对不能经世致用的迂儒，他说，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读史而后足以应务。他认为，要想捞摸到本体，要想成为圣人，最重要的路径便是读书了。
刘宗周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救正心学的空谈之蔽，将成圣从渺茫悠忽、无可捉摸之境拉下来，而用最普通可行的方法去铺设一条作圣之路。他认为，研治一经或任何一段经文，都不要孤立地看，探究经的义理时必须以整体为语境，不能随意抽取一段经文断章取义。
《姜定庵先生小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的学术活动是通过研读、阐发其师刘宗周的思想为进路的。由于科举取士制度的引导，当时士人读书大都以四书为主，甚或连朱子的《四书集注》也都不太读。在识得其师的学术宗旨后，黄宗羲与同门学友于1667年在绍兴复兴证人讲会，开始系统地讲述蕺山之学。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6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第7-9页。
内容提要：黄宗羲宗承王阳明，曾师从刘蕺山，但在很多方面他超出了师承的范围，其经学思想就是一例。他肯定了万斯大的观点：不通各经，便不能通一经。
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
他自言道：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陆九渊集》卷二《与王伯顺》，中华书局，1981年版。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从1668年到1675年，黄宗羲主持甬上讲经会达八年之久。
越中地区是阳明心学的滥殇之地，此地士人所学及所习的都是阳明心学，都主张明心见性、反观自得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习于束书不观、澄神默坐。此外，黄宗羲超越了贯穿宋元明三朝的理学与心学的门户之争，缓和了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紧张，促进了理学与心学的交叉、融合，促进了儒学的革新蜕变。
此一学术原则是黄宗羲早年就已养成且终生坚守的风格，他说，余时读《十三经注疏》，刻意于名物象数。《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1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